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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0年4月24日，两位外国游客在展柜前欣赏展出的文物。
当日，“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环球》杂志记者?乐艳娜
“我曾经站在万寿山山腰，眺望颐和园的秀丽风光。作为中国皇家园林仅存金属建筑的构件之一，我铜质的身躯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劫掠和1900年‘庚子国难’之后，我与另外30位兄弟，流散于全球不同的角落。1993年开始，在无数人的帮助下，兄弟们陆续踏上归途。而我，也终于在2024年1月11日回家，重新看到岚光叠翠巍云塔，湖影回廊漾梵楼。我的名字，是颐和园宝云阁铜窗芯。”
“我和我的兄弟们，用自己的力量支撑起美轮美奂的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我的身上雕满了西式番花、贝壳、牡丹、玉兰、荷花等精美纹样，是中西合璧的杰出代表。1860年后的百年里，我和兄弟们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上不断辗转，最后暂居于挪威卑尔根科德博物馆。2013年，家乡的人们发现了我，并立志带我回家。10年的艰苦谈判、审核、协调，2023年6月21日，我和另外6位兄弟，终于回到了令我们魂牵梦绕的圆明园。我们，以及许许多多仍然流落在外的兄弟，是圆明园石柱。”
“我是北朝至唐彩绘陶制人物骑马俑，文物走私分子将我贩卖到了澳大利亚，我出生的信息因此完全遗失。2023年10月25日，我与一尊隋晚期至唐铜鎏金佛立像和一件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潜龙化石，被一起交给了来自我家乡的亲人，他们将护送我安全回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1800余件（套）“回家”的中国文物艺术品，都可以这样讲述它们的故事。回家的路程虽远，历时虽长，但终能与翘首相盼的家人团聚。同时，还有不少流失文物仍在异乡，它们在等待某种机缘踏上回家的路，或让其“家人们”知道它们身在何方。
“让离家的国宝‘回家’，是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不灭的美好心愿。”上海大学教授、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平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这样说。这位撰写了《流失海外的国宝》《离家的国宝》等著作的专家30多年来奔走于海外博物馆、收藏机构追踪问迹，“以期凿凿有据，为推动流失海外文物的寻踪和追索贡献绵薄之力”。
有了像陈文平教授这样的“觅宝人”，国人们才得以了解流失文物的下落，以及它们当初如何离开了家园。寻踪之后，还有寻找它们被非法带出国境证据的“寻据者”，以及持续推动它们回国的“追索人”。离家文物的归家之路，是一个包含艰难追踪过程、繁琐追索程序和复杂司法协调的“三步走”的征程，这个过程中凝聚了无数愿意为之不懈努力的人们的“心与力”。
“觅宝人”30余年海外寻踪
唐开元二年（714年），郎将崔忻（一说崔）完成册封靺鞨族首领大祚荣的使命，返回唐都长安途中在黄金山下（现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内）刻石题记，后人将此石称为鸿胪井碑。
大祚荣接受“渤海郡王”册封后，渤海成为唐王朝藩属。这一块唐碑，见证了唐朝册封管辖东北的过程，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日俄战争后，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将鸿胪井碑交给日本皇宫，并最终将其安置在东京皇宫御府之一的建安府前院内。
作为存放各次战役战利品的纪念馆，御府几乎不对外开放。直到1967年5月，在建筑事务所工作的渡边谅获得特许，见到了鸿胪井碑，并在日本《东洋学报》发表了相关文章，记录该碑的现状。
多年来，包括陈文平在内的“觅宝人”不断收集有关资料，相继成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并建立“唐鸿胪井刻石馆藏馆”“唐鸿胪井刻石纪念馆”“旅顺唐鸿胪井刻石纪念馆”等机构，开展追索返还运动，积极争取被劫文物早日回归祖国。
以日本律师、大学教授及志愿者为主体组成的民间组织“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也多次呼吁日本政府归还战争期间掠夺的中国文物，但宫内厅相关负责人回答称，“完全不知道鸿胪井碑是抢来的”，甚至称其为日本的“国有财产”。
2020年11月18日，国家文物局新闻发布会现场展示追索回的流失文物照片
“我多次参加中日民间组织对鸿胪井碑追索的相关活动，并前往日本调查相关证据。最早于民间发起相关追索活动的学者王仁富，20多年来一直为此不懈奔走，他说这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看到鸿胪井碑回到中国。不幸的是，他于2023年10月去世，没能实现这一梦想，但这一追索活动，会有更多的人继续下去。”陈文平说。
陈文平在其2023年11月出版的《离家的国宝》中详细勾勒了10件国宝的流失真相，均是他多年细心调查的成果，其中调查最多的除了鸿胪井碑，还有昭陵六骏中的两骏。他告诉记者，“觅宝”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不配合、不被理解的难题，但他常以“一念在兹，万山无阻”来鞭策自己，为了使流落海外的国宝不至于渺无踪影，他甘愿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寻据者”抄写10万页档案找证据链
大英博物馆33号展厅，一般情况下都由“铁将军”把守，即使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王储时期的查尔斯都曾被挡在门外。这个被称为“斯坦因密室”的神秘展厅，面积仅20多平方米，常年恒温恒湿，仅对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学者开放，至今登记在册的进入者还不到50人。
斯坦因是中国人憎恨的“敦煌文物大盗”，也是让敦煌文物流散海外最早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曾以500两银子的价格，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经卷8082卷、木板印刷本20卷，以及图画、绣品等文物共29箱9000余件。
自1989年起，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冀青，成为“斯坦因密室”的常客。作为当时中英联合研究项目的一员，他白天抄写，晚上翻译，逐渐积累了10万页原始档案，包括斯坦因的日记、账本等手稿。
“当时没有照相机可以拍照，就只能用铅笔抄写。1989年我抄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后来又去了六七次大英博物馆，之后我30多年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我抄回来的这些档案上。”王冀青告诉《环球》杂志记者。
王冀青的研究，主要是整理、翻译和考释斯坦因的所有考古探险资料，包括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各地进行野外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日记，其中有许多从未对外公开过。他想通过这些原始资料，揭示以斯坦因为代表的一批近代西方考古学家从中国西北掠夺珍贵文物并运往海外的非法行径。
他特别提到了斯坦因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指出其第一次和第二次进入中国考察时获得了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发的“护照”，第四次考察时则获得了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护照，准许其在中国境内进行相关考察活动，但第三次考察时他没有获得当时北洋政府外交部的许可，属于非法入境。
斯坦因的日记和给友人的信件里，详细记录了他如何在伯孜克里克、高昌、尼雅等地挖掘文物，如何在石窟中“将壁画泥皮层切割下来”，古物装箱总重量达到12865斤。
尽管当时的地方政府向斯坦因提出了抗议，并告知其“只能观览考查，不能随意挖掘及运载古物出境”，但斯坦因还是通过各种手段将这批古物运到印度。
“很多人对文物流失、无法追索非常愤慨，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需要静下心来找到文物如何从中国被非法运出去的证据。斯坦因中亚考察的年代，是中国积贫积弱之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发现了西方探险者非法盗掘中国文物，但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到了今天，斯坦因时代流失的文物根据国际法可能无法追索，但我们至少要把证据理清楚，证明这些文物属于非法出境，它们的主权仍属于中国。”王冀青说。
“追索者”25年的坚持
2020年10月16日，英国伦敦，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中国外交官与伦敦大都会警察局警探热情击肘，庆祝他们刚刚签署的文物接收确认书。
至此，一批68件流失英国文物的所有权被正式移交给中国政府。
时光倒流25年，同一地点，中国人第一次从英国警方通报中得知这批文物的线索，由此开启了长达25年的追索征程。
1995年2月，英国警方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处致电，通报在侦破一起国际文物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疑似中国文物。当年3月，英国警方实施“水烛行动”，截获扣押嫌疑人运抵英国的大量文物。
随后，中国国家文物局派专员赴英鉴定，确认这些文物为走私中国文物。多部门迅速组成“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作小组”，展开相关工作。
整整3年后，迫于中方压力，该案2名主要嫌疑人与国家文物局签署归还文物协议书。1998年5月，3000余件返还文物被运回北京；8月，该案另一名嫌疑人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和解，归还7件文物。但是，该案中1名文物购买人拒绝参与协商谈判，涉案文物一直被英国警方扣押。
2020年1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接到伦敦大都会警察局邮件，被告知因购买人去向不明，且扣押时间超过追诉期，该批涉案文物被界定为无主物，主动提出希望将该批文物归还中国政府。
消息传回国内，国家文物局立即组织重启追索机制，拟定追索方案，组织专家鉴定，形成追索清单，向英方发出追索函，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返还要求。经过现场清点，最终认定追索文物共68件，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同意全部归还。
2020年10月20日，随着CA938次航班平稳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流落异乡多年的瑰宝终于回到祖国。
其中一套唐三彩七星盘，由承盘、6个小杯和1个大杯组成，盘外壁及杯器身施黄、绿、白等釉，是唐代现实生活的再现，也反映出唐代制陶工艺的高超水平。
尽管追索时间长达25年，但这批文物从没有被遗忘。“国家文物局始终未放弃追索，与我驻英国使馆、英国警方保持联系，长期关注进展。”2020年11月为这批文物最终归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
关强表示，流失文物追索不仅牵涉极其复杂的法律难题，还往往涉及民族情感和国际关系，是需要一代代人不懈努力的系统工程，被公认为世界性难题。20多年来，中国不断提升文物保护和流失文物追索能力，致力于文物返还领域国际规则改革与完善的正义事业，推动国际规则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演进。2022年，国家文物局还设立了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制度化、体系化程度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法律秩序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关强说，“非法流失文物应返还原属国”“打击文物非法贩运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等理念已成为国际共识。站在更加深远的历史维度回望，这不仅是对一代代中国“觅宝人”“寻据者”和“追索人”不懈努力的回应，更是国际法律与秩序发展的必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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